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中国耽美社区在2014 年“扫黄运动”中的命运（二）
二、中国耽美圈的脆弱生存状态
过去四十年来，日本主流流行文化在中国的扩张部分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部分受到市场的推动， 但耽美在中国的指数级增长则完全由粉丝需求驱动。然而尽管在网络上蓬勃发展，中国耽美圈始终面临被起诉的风险，因为它同时触碰了两个社会禁忌：色情与同性恋。中国严禁色情内容。《刑法》第 363 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销售、传播淫秽物品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外加罚金、没收财产（全国人大1997）。该法律通常通过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以下简称该办公室）监督和组织每年的“扫黄运动”来执行。该办公室成立于1989年7月，即“天安门民主运动”被政府镇压一个月后，现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领导，并得到27个政府部门的支持，其使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仍然激烈而复杂”的时代“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由于“淫秽”和“色情”的法律定义相当“模糊和同义反复”，“扫黄运动”通常遵循当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分别于1988年和1989年发布的指导方针来判定色情内容。从2009年开始，这些活动既针对淫秽或色情内容，也针对涉及性、暴力和隐私的“低俗”内容。
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判决中定义的一类淫秽内容为“以淫秽方式对同性恋行为或其他任何性变态行为进行露骨描绘”。同性恋行为不仅被国家单独列为“淫秽”行为，更被混同于“性变态行为”。这种针对同性恋的偏见在1980年代的法律实践中尤为典型——当时男性肛交行为被处以流氓罪。 尽管随着1997年《刑法》中“流氓罪”的删除，法律和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扫黄运动”仍然遵循过时的恐同法规。因此，从理论上讲，任何耽美作品——无论是否包含性内容——都可能被视为色情作品，这正是遵循了“同性恋=变态=色情”的审查逻辑。而且由于网络文学被文化精英和普通大众看不起，认为是一种低质量的“快餐文化”，因此 ，耽美作家几乎不可能宣称自己的作品具有艺术价值以豁免于反色情法。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稳步扩大了“扫黄运动”的持续时间和范围，试图控制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尽管打击行动通常针对的是直白的色情网站，但含有色情内容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正遭受日益严厉的审查，其后果往往相当灾难。2004 年，办公室发起了为期四个月的“扫黄运动”，关闭了1400个色情网站。在参与网站运营的人中，有197人被起诉。在 2007 年为期六个月的运动中，8808个涉及色情和欺诈的网站被关闭，另外 9593个未经授权的网站也被关闭。作为附带损害，此次行动中，曾是中国第二大BBS社区的西陆社区内数百个BL论坛和电子图书馆被彻底清除。在2010年的运动中，数千个耽美论坛、网站和个人博客被迫关闭，次年又有数十名耽美作家及某耽美网站经营者被捕，均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名被起诉。
除了在耽美爱好者中制造恐惧与焦虑外，持续不断的“扫黄运动”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或许在于它强化了耽美作品非法的公众形象——该类型不仅被法律剥夺合法性，更处于法律保护之外。多年来，原创耽美作家们一直抱怨自己的作品被异性恋言情小说作家抄袭，但无人敢对抄袭者采取法律行动，生怕自己先被起诉。2015年2月，知名编剧李亚玲被曝在一场诽谤诉讼中胜诉，该诉讼针对一名网站管理员——该管理员指控李亚玲在电视剧集（《国色天香》）中抄袭了知名耽美作家风弄的一部令人心碎的中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李亚玲虽承认曾粗略浏览过风弄的作品，却轻蔑地将其描述为“非常色情非常暴力”，并声称她身为异性恋女性无法忍受任何同性色情内容。尽管李自以为是地污名化耽美及不公的法律程序激怒了众多耽美粉丝，但风弄在整个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更不用说诉诸法律手段维权了。
在中共已经因党内官员众多的性丑闻而蒙羞之际，中共仍然如此痴迷于监管民众的性道德，以至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幕式上发表的主题报告中甚至提到了打击色情和非法出版物，这似乎令人费解。这是党代会工作报告——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政策纲领——首次提及反色情问题。加里·西格利（Gary Sigley）通过追溯性与政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交汇点，揭示了党政当局的性保守主义。他强调了中共改造被视为“粗鄙、低俗、淫秽”的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野心，其保护年轻人免受腐败影响的家长式愿望，而最根本的是，中共对性解放可能引发政治解放、性权利话语将破坏社会稳定的合理化的忧虑。这种性与政治的融合也体现在办公室的名字上，其职责不仅是打击色情制品，也是打击非法出版物。后者是指合法出版物的盗版，以及含有政治颠覆内容、因此从一开始就无法合法出版的刊物。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打击淫秽物品的行动不过是政府收紧舆论控制、扼杀反政府声音的便利借口。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治理策略、一个关乎党国道德合法性的原则，以及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的手段，“扫黄运动”注定将持续至一党专政终结之时。
尽管“扫黄运动”对中国耽美圈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耽美作品都包含成人内容，也并非所有耽美爱好者都对这场运动感到困扰。在2014 年1月至 9月期间，我们采访了27位资深耽美粉丝，发现TA们对性内容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有人声称只要故事本身足够吸引人，就能接受其中任何形式的性描写；也有人仅在自己偏好的子类型中接受多样性行为。还有人无法忍受极端性暴力的描写，但仍坚持认为应该允许此类作品存在于耽美圈中。尽管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性是耽美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扫黄运动”的必要性问题上，意见却出人意料地分歧。虽然有人认为这些活动完全令人讨厌，但另一些人则希望借此遏制中国耽美小说爆炸式增长带来的意外后果——大量无脑、令人反感的作品，同时尽量减轻该类型作品对年轻粉丝的潜在危害。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批少女涌入耽美圈，这使得一些资深粉丝开始担忧耽美对年轻粉丝性态度或性取向的负面影响——尽管这些资深粉丝自己也是在成长期接触耽美且显然并未受到任何明显伤害。因此，不仅媒体和家长对耽美所谓的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感到焦虑，耽美爱好者本身也陷入了这种道德恐慌，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对消费耽美感到羞耻和内疚，因为传统道德禁止女性成为积极的性主体或将男性作为性客体。
跨国BL粉丝圈被誉为开辟了女性性欲与幻想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反公共领域”（counterpublic），在此可对性别与性取向的霸权规范进行审视与颠覆。尽管上述观察同样适用于中国耽美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公共领域绝非冲突绝迹的乌托邦，越轨性表达始终是粉丝群体内部最具争议且受严格监管的领域。因此，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在线粉丝社区一样，中国耽美圈早在“路西法俱乐部”时代便已形成一套关于性内容的社群规范。下文将探讨不同耽美社区如何规制性内容，以及如何应对“扫黄运动”。